本世纪70年代兴起于美国的税收思想和政策主张。
该学派是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面对生产停滞、严重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局面束手无策的背景下产生的。
这个学派的理论认为，在不受干预的市场经济中，供给能自动创造需求。
国民生产增长率的主要决定因素是一个国家中劳动力和资本的配置及其有效利用。
企业和个人提供生产要素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都是为了谋取报酬，取得税后的实际收入，政府应该改变税收政策对供应者的刺激，使其成为刺激供应，增加实际收入的工具。
用改变报酬的方式来使人们喜欢工作胜过闲暇，乐于投资胜于消费，使生产的源泉胜过财富的坑洼，并使纳税活动胜过不纳税活动，这样政府就能直接而有力地促进真正的需求和收入的扩大。
供应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里根政府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阿瑟·拉弗；美国国会众议员T·F·肯普；美国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R·A·孟德尔；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M·弗尔德斯坦；里根政府的财政部副部长N·B·图雷等。
其中，拉弗和肯普被认为是供应学派的激进派人物。
供应学派税收理论同凯恩斯主义的税收理论相比，有三个明显的变化，即由强调刺激需求改变为强调刺激供给；由强调实行“收入再分配”，改变为强调鼓励生产、工作效率和扩大收入差距，由强调政府干预改变为强调运用市场机制。
供应学派的税收理论，可以概括为四点：（1）税率与税收收入之间关系的理论。
其依据是拉弗提出的著名的“拉弗曲线”。
这条曲线的简明含义是，在税率和税收收入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当税率为100％的时候，企业没有任何利益，税收就成为乌有；相反，如果税率为0，政府收入难以保持，自然使政府陷于瘫痪。
因此，在这条曲线上一定有一个最佳税率点，这个点表示的税率可以取得最大的税人和预期的最佳的国民生产总值。
（2）降低累进税率与边际税率。
在70年代初，供应学派认为美国经济中的根本问题是税收制度。
主要原因是由于所得税的高累进税率制度和“税率结构”不合理，也就是对富人征税适用的税率太高，税负太重。
供应学派认为，实行高累进税率制度，富人税负繁重，有许多坏处，如影响富人投资的积极性，其实，增加税负，对富人的消费开支没有多大影响，主要是影响富人投资的数量和质量；促使地下经济发展，由于税率进入“拉弗曲线”所称的“禁区”，迫使一些企业和职工不断逃入税金避难所，进入不纳税的地下经济的行列，增加逃税现象；其弊端还有“经济转移”，即资本外逃和人材外流，这和为了增加收入显然背道而驰。
所以供应学派竭力主张降低税率，特别是降低边际税率。
因为，边际税率越高，替代效应越大，对人们创造新增收入积极性的伤害也越大。
供应学派认为，降低边际税率不是简单的“收入回流”，而是会同时带来刺激收入增加的因素。
因此，要想向富人多征税，就要先降低富人的税率，要想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就要先向纳税者减税而不是增税。
因为降低税率意味着更好的刺激、更好的刺激意味着更高的储蓄率、更多的资本形成、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实际工资的更大增长。
（3）税负轻重对人们消费与投资、休闲与工作的决策影响的理论。
这个理论是用“相对价格理论”来说明的。
相对价格理论是供应学派减税主张的重要理论基础。
它认为，消费与投资、休闲与工作都是有代价的，都有一定的价格。
税收负担也是一种代价、一种价格。
在一定条件下，税收负担“价格”的高低，决定消费与投资、休闲与工作价格的高低，从而影响人们对消费。
投资、休闲与工作的决策。
相对价格理论的提出，为供应学派的减税政策主张，提供了经济上的依据。
既然税率越高，闲暇的代价就越小，工作报酬就越低，自然高税率就会鼓励闲暇、打击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同样，既然税率越高，消费的代价就越小，投资的报酬率就越低，自然高税率就会鼓励消费、打击人们的投资积极性。
因此，在劳动者、储蓄者和投资者对较高报酬的反映“弹性”较大时，减税的“自偿”能力也越大，这时，减税不仅可以把闲暇的时间和闲暇的资金转化为生产要素，而且税收收入也不会减少。
（4）减少政府干预和税收减免。
供应学派虽然十分推崇J·B·萨伊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但并不一般地反对国家干预经济。
对某些税收项目实行减免，实 际也是政府干预经济的表现，因为它不是市场规律作用的结果，而是握有减免税权力部门主观意志的体现。
减免税的规模越大，越会使税基缩小，越会代替市场机制的作用，越会增加纳税人对税负不公平的担心。
而且有些税收减免还常常是只能刺激需求，不能刺激供给。
所以供应学派主张应该用减少减免税的办法换取降低税率，用低税率去刺激投资、储蓄和工作的积极性。
供应学派的理论主张对整个80年代美国经济政策的影响很大。
里根被罗伯茨称为“供应学派的第一位总统”。
但也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供应学派的政策作用结果会使美国富人更富，穷人更穷，贫富悬殊在以空前的速度加深，这在政治上“已埋下灾难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