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约公元前730~前645年），名夷吾，颍上（今安徽颍上）人。
　　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治理齐国40年，使区区之齐国富民强，“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他本人因而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有突出成就的大理财家。
　　管仲有句名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他以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指出了管理国家必须从发展经济入手，把财政经济问题放在首位。
　　他认为，国家富裕了，人民才会归附，政权才能稳固，而要富国，必须先使”民富“、”食足“，”足其所欲，赡其所愿“，这就是他的”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的思想。
　　管仲认为，统治者在征收赋税方面要懂得将欲取之，必先子之的道理，”知子之为取者，政之宝也。
　　“对民有所予，才能向民有所索求。
　　予正是为了取，没有子也就没有取，多子才能多取，只取不予，最终什么也取不上来。
　　这是管仲赋税思想最重要的方面，说明他已懂得对立的两个方面可以相互转化的朴素辩证法的道理。
　　管仲把他的取子之道全面地贯彻于经济改革中：他实行”相地衰征“政策，次地轻征，增产多得，”与之分货“；由于生产量增加，政府所得赋税收人也随之增加。
　　他实行盐铁专卖政策，统制流通环节，把生产放给民营，生产者可得7／10的纯利，积极性提高，产量增加，税收（寓税于价）也相应增加。
　　他实行轻重敛散政策，在”轻“（物多而贱）时以较市场略高的价格收购粮食（”敛之以轻“），在”重“时（物稀而贵）以略低的市价出售之（”散之以重“），调节了粮价和供求关系，人民得到实惠，而政府在一买一卖中也可获得相当大的差价以增加财政收人。
　　管仲不仅认识到在取予关系上必须先予后取，取之有序，而且认识到必须取之有度，即主张对人民的征收要适度，要注意数量界限：“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
　　“国家的安危系于”有度“、”无度“之间，这种认识是十分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