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地结合起来，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预示我国“走出去”“引进来”的双向开放向纵深发展。
含义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地结合起来，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预示我国“走出去”“引进来”的双向开放向纵深发展。“走出去”战略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做出的重大决策，是发展开放型经济、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重大举措，是实现我国经济与社会长远发展、促进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有效途径。
“走出去”战略的形成和提出在分类当中，我们大概把他分为三个时期，逐步发展过来的。
第一个时期就是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孕育了“走出去”战略。邓小平同志深刻总结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教训，把对外开放提高到社会主义事业兴衰规律的高度，明确指出了对外开放是我国的长期国策，并科学阐述了对外开放的内涵，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步骤和发展格局，开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全新局面。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坚持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因此，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在自力更生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在这一重要方针指引下，我国企业开始勇敢地迈向世界。
因此，可以说，是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为“走出去”战略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孕育了“走出去”在新时期新形势下作为我党我国的重大发展战略的形成和提出。
第二个时期，就是江泽民同志时期。江泽民同志承前启后，在总结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历史后，正式提出把“走出去”作为国家战略。江泽民同志对“走出去”有一系列精辟的论述。1992年，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积极扩大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这个概念就比较清楚。其实，再往前追述，胡耀邦同志曾经提出过“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这个思想实际就已经有了“走出去”的理论基础在里面。
1997年，在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提出：“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和全球多边贸易体系，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
同年，在全国外资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提出：“我们不仅要积极吸引外国企业到中国来投资办厂，也要积极引导和组织国内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到国外投资办厂，利用当地的市场和资源。‘引进来’和‘走出去’，是我们对外开放方针的两个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方面，缺一不可”。所以，江泽民同志在97年就提出了“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概念，缺一不可。
2000年初，江泽民总书记在向中央政治局通报“三讲”情况的讲话中，在全面总结我国对外开放经验的基础上，首次把“走出去”战略上升到“关系我国发展全局和前途的重大战略之举”的高度。
同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指出：“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勇于和善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竞争，充分利用好国外和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我们必须加快实施‘走出去’的战略。这同西部大开发一样，也是关系我国经济和整个现代化建设发展全局的的战略”，“‘走出去’和‘引进来’是对外开放政策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二者缺一不可。现在情况与二十多年前不同了，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条件更具备了，要求也更迫切了。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将会为实施这一战略带来更多的机遇。必须不失时机地‘走出去’，让我们的企业到国际经济舞台上去施展身手。这个战略实施好了，对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后劲，促进我国的长远发展，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2000年3月，江泽民同志在全国人大九届三次会议上基本上就把“走出去”战略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上来了。2001年，就把它写入了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纲要》是这样阐述的：“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扩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途径和方式。继续发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鼓励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开发境外加工贸易，带动产品、服务和技术出口。支持到境外合作开发国内短缺资源，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置换。鼓励企业利用国外智力资源，在境外设立研究开发机构和设计中心。支持有实力的企业跨国经营，实现国际化发展。健全对境外投资的服务体系，在金融、保险、外汇、财税、人才、法律、信息服务、出入境管理等方面，为实施‘走出去’战略创造条件。完善境外投资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约束机制，规范对外投资的监管”。
2002年，在党的第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提出：“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的方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第三个时期，就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对“走出去”战略也非常重视。这个时期的特点就是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
2003年10月，党的第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继续实施‘走出去’战略……‘走出去’战略是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的战略部署，是适应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的，有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注入强大动力”。
之后，胡锦涛主席有一系列的指示，“要积极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更多更好地利用国外资源和国际市场，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加强对境外投资的统筹协调，改善服务和监管，务求实效”。“要积极稳妥地实施‘走出去’战略，在取得实效上下功夫。这既是新形势下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重要途径，也是扩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重大举措。”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进一步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加大信贷、保险外汇等支持力度，加强对‘走出去’企业的引导和协调。建立健全境外国有资产监管制度”。
吴仪副总理在“2005年全国对外经济合作工作会议”上做出重要批示，指出：“新形势下进一步做好对外经济合作工作，必须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准确把握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明确发展方向和目标；必须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提高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必须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加强法制建设，提高管理协调能力，健全促进、保障、服务和监管等政策体系；必须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原则，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和经济安全。”
曾培炎副总理也在多个场合谈到“走出去”问题。他曾经指出：“要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统筹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
总结一下“走出去”战略提出和形成的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孕育了基本思想，第二个时期是正式提出，第三个时期是加快实施。
1．“走出去”是发展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必由之路
2．“走出去”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条件
3．“走出去”是我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重要条件
4．“走出去”是我国企业发展壮大后国际扩张的必然选择
“走出去”则是以中国的公司为主导，服务于中国公司战略的一种跨国整合模式，我们从中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当前，无论从开拓市场空间，优化产业结构，获取经济资源，争取技术来源，还是突破贸易保护壁垒，培育中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公司，“走出去”都是一种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对外开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重要标志。
走出去”的战略意义在于：
第一，在更加市场化、更加开放、更加相互依存的世界，国家必须考虑，通过具有宏观影响力和国家长远发展战略意义的对外投资，提高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在国际资源分配中争取一个更加有利的形势并改善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关系。
第二，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对外贸易依存度超过70%的情况下，国家必须考虑通过提高引进外资质量和扩大对外投资两个轮子，主动地在更广阔的空间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资源配置。在保持制造业优势的同时，向产业链高增值环节迈进，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中扮演的角色。
第三，无论从中国为全球制造产品，还是自身工业化、现代化的需要，都必须考虑如何通过对外投资主动地从全球获取资金、技术、市场、战略资源。
第四，在外资企业大举进入中国、分享中国市场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必须考虑新的发展空间。在外资企业走进来的同时，中国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各自发挥优势，“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将是一种必然的现实。
第五，在跨国公司利用自己实力，重组中国优势的同时，中国有实力的企业也应利用跨国公司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以自己的比较优势重组他国产业和企业，主动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以获得市场份额和技术开发能力。在这过程中，壮大自己，培育与经济大国相匹配的跨国公司。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因遭受十年“文革”的重创，国力正待增强。在这一阶段，吸引外资是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点经济战略之一。宽松的开放环境和优惠的吸引外资的政策，吸引了大量外商和港澳台商来中国大陆投资，使中国在经济、技术、管理上都得到长足的进步和高速发展，特别是外汇储备方面，已突破千亿美元大关，国力和财力大大增强。一些经济实力和技术基础较强；且具有一定竞争力的企业在其产品市场趋于饱和的状况下，把眼睛瞄向境外，到国外寻觅商机另辟战场。我们把这种方式叫做“走出去”，并制定了“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
事实证明，中国具有一定竞争优势的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不仅必要，而且可行。实施“走出去”战略对于我国转移过剩的生产能力，调整产业结构，获取先进技术，突破贸易壁垒等具有重要意义；企业的对外投资活动需要选择科学的战略模式。企业应根据东道国的风险与成本状况、国内外市场的供求状况、产业发展状况、企业自身的国际竞争力状况等综合因素，选择各种适合自己的“走出去”模式。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无论实力，还是经验，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比都有较大的差距，在“走出去”过程中当然，离不开政府的扶持，也离不开行业协会等中介机构的支持、配合。对于“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的和将要遇到的各种国际、国内障碍，需要政府、行业协会和中介机构、企业各方从各自不同的角度，相互配合，共同克服。只有这样，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通过实施“走出去”战略，不断发展壮大并实现成为世界级跨国公司的梦想，才能从理论走向现实。
我们讲的“走出去”战略主要是经济的对外投资和合作。我国实施对外投资合作已经有了多年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企业逐步在积累经验。到本世纪初，国家才把它上升为一个国家战略提出，因此它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物。
拓荒者(走出去企业)是有意识和胆略的，但他们的思想也很彷徨。在境外投资与合作不比国内，在国内，他们是经营的倚门佼佼者，但在境外，市场特点、语言障碍、思路不同、法律差异等，很多方面都要从零开始。对于一个在境外各方面经验上缺乏的企业群体来讲，最先走出去的企业必定要缴纳整个过程中“最惨痛的学费”，就好像最先吃螃蟹的人道理是一样的。随着走出去的步子走得越远，这种拓荒者类似的损失就会逐步减小，直至在各方面形成比较完善的体系。但拓荒者的角色是由最先走出去的企业扮演的，所以保证企业在境外的合法权益，把风险减小到最低程度的问题，国家是有充分考虑的。
商务部部长助理陈健在谈到“走出去”战略的风险时说，整个“走出去”战略，企业的对外投资合作实际上是一种市场战略，中央一再讲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并不是鼓励所有的企业都走出去，当然，这种经验是要逐步积累的。既然是市场行为，就一定会碰到两类风险，一类是经营型的风险，一类是非经营型的风险。对于经营型的风险，仍然由企业自身来承担，对非经营型的风险，政府应当给予保障。这一条界限很明确。所以我们应该从两方面来看目前我国企业“走出去”的现状。一方面，我们的企业事实上已经具备了一定条件，这几年对外投资合作取得巨大成就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企业的风险承受能力还有些薄弱，这正是政府要大力支持和培育的。这里有两大类问题政府要关注，二类是经济层面，比如要搞风险勘探，在勘探之前不知道有没有开采价值，这时候国家就应当给予一些支持。另一层面就是社会政治层面的保护，就是企业合法权益在国际范围内给予保护。事实上从目前来看，商务部、发改委、外交部等部门都己经做了不少工作，一些行业协会、商会也在进行大量的工作，对于一些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进行总结。商务部每年搞政策综合培训，培训对象不仅包括地方官员，也包括企业，培训的内容不仅涵盖最新的管理和扶持政策，而且包括 “走出去”企业的现身说法、热点问题、案例分析等等。据了解，商务部还将启动跨国经营管理人员的培训计划，为已经走出去和将要走出去的企业进行人员培训，使他们在境外能够预防风险、减少风险和避免风险。
“走出去”的企业目的并非一致，正如陈健部长助理所说，要看企业拓展境外空间的目的。具体来讲，要看这个企业本身国际化战略是个什么样的战略，依托于国际市场为了什么，究竟是为了扩展你的市场还是获得技术呢？还是转移产能？还是获得资源？等等。所以就要根据它的目的来选择国别和地区。所谓对外投资合作，事实上就是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把有效的经济资源和生产资源在国际范围内进行重新配置、优化组合，就是这样一个过程。要把你的资源、你的长处和当地具体情况结合起来。要先搞清楚境外发展战略思路是什么，你想干什么，第二，搞清楚这个问题之后，再找哪些地方可以运作。这里面可以参照商务部对各个国家的情况介绍，我们还有国别产业导向目录，主要是哪些国家可以容纳哪些产业，这是由商务部、发改委、外交部三家联合制定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当然，除经济考量外，还要考虑安全问题。另外，企业“走出去”参与境外展会和在境外办展也很重要。有不少在境外投资与合作的企业，都是在此前多次出境办展和参展获得了吸引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注意力并取得了经济效果，通过在展会期间与外方的接触与交流，不仅使外方了解到自己的商品和品牌，同时也了解到境外的同类市场需求，这就是把参展办展与考察结合起来“一石二鸟”的效果，引导企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
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走出去”的企业也要能安全地“走回来”。要把“走出去”与“走回来”结合好，否则，问题较多。我国一方面强调走出去，但也有很多有实力的国内企业从境外走回来，其规模甚至远远超过走出去的规模。这主要表现为一是境外上市企业回到国内上市筹集资金，这很容易导致中国股市价格的进一步下跌或长期平淡；二是一些出去的上市企业，尽力把资产划拨或注入到境外上市公司，这些公司再在境内以发行债券、银行贷款等方式对价偿还，这样做，企业认为是在打国际品牌，实际上是打上市公司的品牌，但这些企业品牌的市场和企业仍然在中国国内，并没有走出去，但是，资产的控制权已经到了境外。而债务关系却留给国内，对未来的银行和企业债务关系都是很不利的影响。三是一些老的境外企业或是上市公司，资金大量闲置，在境外没有什么用途，于是杀回国内，进行资本或企业资产重新组合，在国内市场掀起更大的竞争。
这些往回走的企业，无论是市场的重点还是资本运作的重点都在国内，并没有继续向国际扩张，目的和跨国公司雷同，在国内市场重新洗牌。对这类企业，无论是继续批准其向境外投资、注入资产还是在国内筹集资金，都需要慎重，不要被大公司的要求牵着鼻子走，要有一个发展战略和规划。否则，“走出去”就会成为资产控制权变换的制度途径。
装备制造业“走出去”：擦亮中国新“名片”
2015年2月份，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促进我国重大装备和优势产能“走出去”，实现互利共赢。从国内产业发展看，以高铁、核电为主的装备在国际市场具有高性价比的竞争优势。推动中国装备走向国际市场，优化外贸结构，既能促进国内产业转型升级，也对构建互利共赢的新格局具有重大意义。
专家普遍认为，长期以来，我国在外贸方面一直处于顺差位置。但是，出口结构却不尽合理，出口的主力军长期停留在纺织品等低附加值产品中，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被贴上了低端、廉价的标签。
然而情况已经有所改观。“中国正在从‘世界工厂’向投资输出国转变。”经济学家宋清辉说，“以高铁、核电为代表的中国装备制造业以质优价廉的优势赢得国际认可，成为中国制造的新‘名片’。”